电影讲述了20年代一对年轻的英国夫妇来到中国乡村生活的故事，亚洲在这美丽却凶险的环境中，亚洲他们经历了在其英国家乡舒适生活中绝对无法想象和体验的情感波澜，并领悟到了爱与奉献的真谛。故事以女主角吉蒂开篇，为了逃离20年代伦敦浮华却又空虚的社交圈，也为了防止自己变成一位老姑娘，吉蒂接受了沉默寡言的医生沃特·费恩的求婚。费恩在把吉蒂带到上海后，便迅速地投入到了他的细菌学研究中去。孤独的吉蒂和迷人的已婚男子查理·唐森发生了婚外情，当费恩发现时，他羞恨交加。为了报复，也为了重整自己的生活，费恩决定孤注一掷，带着吉蒂远走霍乱肆虐的偏远城镇。沃特从一尘不染的研究室走向了瘟疫流行的最前线，他慢慢地协助控制了当地的疫情。吉蒂则开始在一家由法国修女住持的修道院兼医院中做义工，并逐渐找回了生活的勇气和意义。沃特和吉蒂终于可以互相敞开心扉，但就在他们日渐亲密的同时，沃特染上了霍乱。沃特的生死决定了他们新近迸发出来的激情能否转化为永恒的爱情……
韩晶
回复 :被叫停的北京独立影像展最终在纽约“复活” 《没有电影的电影节》放映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左起分别是电影人黄骥、翻译Connie Ka、电影人王我、活动组织者史杰鹏、钱盈和谢枫 8月19日晚，纪录片《没有电影的电影节》在纽约哈林区梅索斯纪录片中心(Maysles Documentary Center)的影院进行了首映。这部反映去年夏天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事件全貌的作品，由众多艺术家、独立电影人、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所提供的影像素材共同组成，电影人王我进行剪辑整理，直到放映当天才匆匆完成最后的调试。其成片时间距离去年的事件发生刚好相隔一年。 这也是题为“边缘影像：2012-14北京独立影像展最佳作品”系列展映活动中的第10场放映。刚过去的8月20日，纽约亚洲协会中展映了组织者之一的史杰鹏和Libbie Cohn合作的影片《人民公园》。至此，这次持续时长1个多月的活动已经过半，剩下的8场放映将在纽约亚洲协会、美国华人博物馆和Union Docs等处陆续举行，直到9月13日。 活动的三位组织者钱盈(Karin Chien)、谢枫(Shelly Kraicer)和史杰鹏(J. P.Sniadecki)各自分别有着制片人、影评人和导演的身份，他们对独立电影，尤其是中国的独立电影有着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参与。在去年8月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之后，他们立即打算将这些影片带来纽约以示支持和声援。此外，三人还在今年7月7日发起网络筹款，在短短一个月内，活动共收到264位支持者总计近1.45万美元的款项，以用于邀请部分独立电影人来纽约参加放映的路费，以及活动相关宣传品的印刷制作等费用。 北京独立影像展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主办，创始于2006年，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中国一个较具影响力的独立影像展，但该影像展的发展也吸引了当局的注意。2012年，在宋庄举行的独立影像展在开幕仅3小时后便被当局拉闸断电，观众被驱散。去年，影像展仍然举行，但在开幕前夕被当局叫停，之后其宋庄的办公所在地遭到断水断电，执法者强行进入带走了电脑、文件和电影资料，甚至在交涉中发生了肢体冲撞等一系列事件。这其中牵涉到自由表达、政府审查和公共活动的组织等敏感问题，因而难以避免地陷入重重纷争之中。 在去年北京独立影像展被迫中断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社会由恐惧感维持”：“在我看来，中国官方统治者也是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中……它对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任何人群的聚集都是心怀恐惧，因为它不知道这些人会做什么、说什么。拿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因此“被禁作品”、“中国不想让你看到的电影”等措辞，自然成为了大部分当地媒体对此次展映进行报道的标题。 尽管与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的事件密切相关，这次纽约的展映却并非对前者的直接挪移或复制，在北京独立影像展艺术总监王宏伟的建议之下，精选了过去三年参展过的优秀作品。除了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等政治类题材，还包括了大量的纪录片(如邹雪平的《吃饱的村子》等)、实验艺术电影(如陈轴的《我不不不是陈轴》等)、女性导演作品(如文慧的《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等)和动画短片(如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等)等多种形式和门类。在全部29部参展影片中，有至少10部在此前获得过各类奖项，确实可谓中国独立电影中的“最佳作品”，也向纽约的观众提供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呈现。 组织者之一的谢枫表示：“我最初对作品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用特别的方式展现出了中国艺术家和电影人们非常美妙的创造力，他们用作品呼应了当下快速变化的中国。”“新的艺术形式”，而非政治题材的表达，是谢枫从这些中国电影中所看到的最大闪光点。《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许多体制外的创作“并不一定涉及到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 电影导演史杰鹏有两部自己的创作也在这次展映之中。其中2013年的《玉门》与中国电影人黄香、徐若涛合作，作品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影像语言使其夺得了当年影像展的实验创新奖。史杰鹏仍然记得自己2008年初到北京的感受：“我当时觉得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归属。这些中国独立电影人并不受到商业的驱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感而进行创作，他们是在探索。” 王我则谈到了影像展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有一点很好就是影像展常设有其他国家作品展映的单元，例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等。影展的工作人员会很专业地翻译字幕，包括很多像是非洲或菲律宾等小语种地区的电影。平时看到的机会就少，也很少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文化的交流，或许正是北京独立影像展以及此次纽约展映等活动所希望促成和坚持的。 独立电影遭到边缘化或是排挤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谢枫坦言东西方各有其艰辛之处：“在东方有政治审查，西方则是商业审查。拿中国来举例，与功夫片或是章子怡等明星参演的电影相比，成本低、预算紧的独立电影作品更难有机会在除了艺术节之外的活动上被看见。” 尽管受众少，但独立电影在许多国家都有各自的推广渠道和发布平台。艺术院线是较为常见的专门机构之一。而与美术馆进行协作也渐渐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纽约的影像博物馆(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就在今年4月举行了台湾导演蔡明亮作品的专题展，用博物馆的眼光和策展补充了影院的语境，也将艺术电影带给更多观众。 或许，独立电影在今天的遭遇也只是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排斥与否定也是独立电影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之一。在《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一片中，影像展主办者和电影基金创始人栗宪庭对着镜头聊到自己过往的经历：80年代时抽象艺术曾经一度被视为禁忌，后来大家才慢慢接受;之后当代艺术又成了禁忌，可现在也都为人所熟悉了。说起未来的计划，钱盈表示接下来的6个月将带着这些中国独立电影在北美进行巡展。而在宋庄，第12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在即。
赵自强
回复 :迪士尼公司旗下专门摄制自然纪录片的子公司Disneynature(迪斯尼自然)推出的又一力作。影片追踪纪录了一个棕熊家庭在一年四季变换中的生活点滴。在冰雪初融的阿拉斯加，棕熊一家从冬眠中醒来，走出洞穴面对严寒，两头新出生不久的小熊在父母的带领下学会了不少生存的本领。春去夏至，棕熊们费力捕食鲑鱼，也必须对付来自敌对方公熊和捕食者的攻击，同时无所不在的狼群也预示着致命的威胁。《阿拉斯加的棕熊》捕捉到了在狂野的阿拉斯加生命的动感与生存的悬念，那股生命的尊严、残酷与壮美令人窒息。本片由好莱坞著名喜剧明星约翰·C·赖利担任配音旁白。
王媞
回复 :对一位教皇的血腥时代的描绘。亚历山大六世是历史上最臭名昭著，最恶毒最荒淫的教皇之一。他的儿子凯撒是个野心勃勃的极权主义者，极端残忍冷酷，不择手段，一心想用暴力统治意大利甚至周边国家。幕后故事文艺复兴是这样一个时代，每个人的欲望都光芒万丈，每个人的意志都摆在他自己的宝座上。人类成为宇宙的立法者，开始分不清伟大与邪恶的区别。城邦的荣耀、民族国家的偶像，一座座肉体的丰碑，使台伯河畔那个古老的帝国梦，从堕落的罗马教会中脱颖而出，像恶之花一样盛开。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坏得不能再坏”的教皇，电影史上很少有他们的传记。只有1965年好莱坞的《痛苦与狂喜》，描写尤利乌斯二世，这个有三个私生子的教皇，邀请米开朗基罗创作了不朽的巨幅穹顶画《创世纪》和《最后审判》。新教改革前的罗马，仿佛回到了二千年前诸神狂欢的世代。一面是荒淫、堕落和层出不穷的阴谋，一面是散发着肉体气息的伟大艺术。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几乎人人都包养情妇，生养众多。在整个十五世纪，没有一个教皇不是通过买卖圣职贿选而来的。除了腐败的躯壳和堂皇的圣殿，基督信仰在意大利已荡然无存。一个文艺复兴的世界对主教们的淫乱和邪恶，怀着一种宽厚的、甚至如释重负的好感。而这一系列被称为“最文艺复兴”的教皇们，也无不是艺术的鉴赏者和最慷慨的赞助人。差不多一个世纪，主教们在两个世界之间犹豫不决，到底是成为凯撒的继承人，还是继续做使徒彼得的继承人？直到1492年，罗德里格·博尔吉亚当选为教皇。这是出自西班牙裔的博尔吉亚（波奇亚）家族的第二位教皇。他贿赂每一位红衣主教的巨款，使这位罗马城最富有的人也差点破产。他以“亚历山大大帝”为名，称为亚历山大六世。他终其一生，扶持四个私生子建立了庞大的权势。其中一个，红衣主教凯撒·博尔吉亚，以他的野蛮、残忍和征战的天才，在28岁时就为他父亲打下了半个意大利，将一个教皇国的梦想献给他的家族。也成为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最令人生畏的统治者。这一对父子的名字，“亚历山大和凯撒”，仿佛一个咒语，预示着这个世界接下来一个几百年的噩梦——“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上帝的物也归给凯撒”。从此国家主义的光荣与梦想，一直持续到两次世界大战及1989年，才算告一段落。从某个角度说，人类史上没有比亚历山大六世更邪恶的统治者。另一位比他好不到那里去的利奥十世，这样评价他的前任，“我们被世上最野蛮的恶狼抓住了，我们或者逃跑，或者被他生吞活剥”。这位教皇妄称上帝的名，以最圣洁的外貌施行最污秽的统治。去年以来，西班牙和好莱坞竟不约而同地，接连拍出两部关于这个家族的传记片。好莱坞的那部由柯林·法瑞尔主演，尚未公映。我看了西班牙的版本，生怕好莱坞也不会拍得更好了。看这部电影，你会更理解二十年后的新教改革，上帝在那个时代如何呼召他的门徒，扭转了一个彻底败坏的欧洲。你也会更加认同，马丁·路德对着圣彼得大教堂的那个宝座所发出的诅咒，一点也不恶毒，而是对事实的描述——坐在那上面的，是撒旦在人间的代表。很遗憾的，是电影中没有出现两个应该出现的人，一个是画家达芬奇，他是凯撒军队的总工程师，为恺撒设计了可装载三百多士兵的攻城器械。一个是马基雅维利，他长期驻在博尔吉亚的宫廷里，在《君主论》里，他将这位被无数历史学家视为尼禄、卡里古拉一般的暴君的公爵，当作理想君主的典范。马基雅维利期望这对父子能够统一意大利，恢复亚历山大后裔的辉煌。他称这位不择手段的公爵是“全意大利最勇敢最聪明的人”。一个教皇，一个公爵，如果再加一个艺术家和一个政治学者，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图画就更加完整了。失去了与文艺复兴的联系，这些“文艺复兴教皇”的道德沦丧与政治权术，就被电影简化了，成了我们熟悉的宫廷血腥与厚黑学，只不过从我们熟悉的皇宫，换成了我们不熟悉的教廷。
